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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股東資格確認和股權轉讓糾紛頻發
股權確認變動規則是否需修改引熱議
發佈時間:2021-07-10 07:45 星期六
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維

近年來,因公司股東資格確認和股權轉讓的糾紛並不少見。

據統計,2019年10月3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我國共發生了12.6萬餘起公司糾紛。其中,涉及股東資格確認萬餘起,股權轉讓糾紛4.8萬餘起,共計5.9萬餘起,佔全部22種公司糾紛比例的48.82%。

“如果公司法對這個問題規定明確的話,就能減輕我國司法機關的工作負擔,同時能減少將近一半公司糾紛。然而,就是因為公司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的不明確,才滋生了這樣的糾紛。”在近日舉行的“公司法修改巡迴論壇”第十三場——“公司法的品性塑造與任意性、強制性規範設置”上,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商法研究所所長李建偉直言不諱地説。據悉,該論壇由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主辦。

公司法的修改已列入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工作計劃。公司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能否獲得修改,備受關注。

自行約定是否有效

強制規定有無必要

股權問題向來是公司法中的一個核心問題。

公司法關於股權的確定和變動,主要規定在公司法第三十二條中。其中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應當置備股東名冊,記載下列事項:(一)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住所;(二)股東的出資額;(三)出資證明書編號。記載於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

一般來説,業內對此規定的解讀是,公司股權的確認是以公司股東名冊為準,誰在名冊上記載誰就是股東,誰就享有股權。股東權利發生變動時,在股東名冊上進行變動,權利將發生移轉,而工商登記僅僅具有對抗效力,而不是生效的效力。

但看似清楚的規定,在實踐中經常會遇到問題。例如,如果當事人在章程中對股權的確認和變動作出自己的約定,該約定與公司法並不一致,這種做法是否允許,是否有效?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商法學研究會會長趙旭東認為,這就涉及公司法第三十二條關於股權的規定是任意性規範還是強制性規範的問題。例如當事人在公司章程或合同中約定股權不是因股東名冊變動生效,也不是因工商登記產生對抗效力,而是在本合同生效時即發生股權轉移。當事人若作出上述選擇,是否發生對抗效力?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實問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商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劉凱湘認為,這一問題確有爭議。問題在於內部可以這麼約定,不能説這種約定違反了強制性規定而無效。如果各方相安無事就沒有問題,一旦出現糾紛,比如有利益相關者提出異議的話,沒有內部登記和外部登記,就可以認為這種做法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

“有內部協議説他是股東,能夠依據這個認定嗎?我們總得有一個標準,那麼到底是內部股東名冊還是外部登記,還是內部轉讓合同?”劉凱湘認為,標準應當是唯一的,即外部登記。

現有規定脱離現實

專家建議統一標準

這還涉及另外一個問題,即股權確認和變動規則的設計。

趙旭東認為,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目前的規定,其實是脱離我國現實的。很多公司管理不規範,有的根本沒有股東名冊,有的股東名冊跟實際不符,有的股東都換了兩茬還在用原始的股東名冊,“這時候按照股東名冊確定股東是很荒唐的,而我們的當事人在交易中其實已經習慣了相信工商登記,覺得這才是最牢靠、最簡單的方式”。因此,公司法在這一問題的設計上應當繼續堅持現在的規定,還是需要作出改變,是值得討論的。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商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蔣大興指出,團體成員資格的確定在規則上應該是統一的,“如果跟每一個不同的公司做交易的時候,都要去調查它股東資格的確定規則是什麼並確定真偽,會使股權的流動性變得很不暢通”。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所長陳甦看來,需要對公司的現狀進行更為細緻的觀察。公司構成很複雜,情況也千差萬別,是否都非得要求去登記?如果登記之後才是股東,登記之前作出的一些決定、參與的決定效力如何判斷,也是一個問題。“可以允許公司股權變動要求首先是公司章程規定,看看願意採取什麼模式,然後在法律上相應地賦予一定效力。”

對此,蔣大興並不贊同。他認為:“關於股權變動的管理方式,現在的問題不是股東名冊沒有價值,而是社會商業信用還不高,所以將如此重要的文件交給私人去製造和保管就很容易出問題,可以針對實踐中的問題作出一些修改,比如改成由公安機關發放股東名冊。”

規定不明易生糾紛

作出改變勢在必行

在李建偉看來,公司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不明確是上述問題產生的“罪魁禍首”,因此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規則。

李建偉認為,股權不能由當事人任意自治,比如隨意約定什麼時候生效,因為股權是絕對權、對世權,也是資格性的權利,所以應該由組織訂立的統一標準確定。

趙旭東説,這個問題不是公權力決定私權利。民事活動需要藉助於特定的公信形式,例如民法上物權的變動就需要依賴登記部門的登記,但這並不是當事人關於物權的變動受制於公權力,登記部門所提供的只是一種公共服務。

蔣大興也以不動產買賣為例,指出購買房屋後需要登記,房管局發放的房產證類似於股東名冊,可以查誰是房主,但是它也會產生其他很多不利後果,例如不便於使用、不便於權利的行使。然而,房產證也有一定的價值,例如在質押等各方面。

李建偉則表示反對,他認為房屋登記不是公示行為。公司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不經工商登記不得對抗,公示屬於示權行為。私人設權行為的對象僅僅是具有特殊性的不動產,但是如果將組織成員的權利交給公權力機關來確認是有風險的。

責任編輯:喬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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